大概是一个多月之前，虞城县农民崔若宗来到我的办公室，递给我一篇稿件《商丘名考》。粗略地浏览了一遍，我认为他们的探讨颇有价值，于是，当场表示编发此稿。这就是发表在8月12日周末一版的那篇文章。

　　我为什么说这篇文章是商丘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收获呢？所谓新，是指现在与过去比较而言。现在的研究成果与过去的研究成果不同，或者在过去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探讨，都可谓新。这篇文章属于前者。

　　对“商丘”一名的来历，过去一般认为：商，商部落；丘，土丘，高地。而崔若宗的研究表示：上古天上二十八星宿与地上的州城相对应，商即星宿，商星、火星；丘，和邑、井是由划分田地制名称而来。

　　那么，崔若宗考证的价值在哪里呢？关于商即商星，过去已有文章论述，这里不赘。关于商丘之“丘”的考证，颇有意义。一、过去人们认为丘为高地，是人们为了居住的安全而集聚之地，这和中国历史上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没有多少关联，名称的起源似乎有些随意性，内涵甚少。而崔若宗考证的“丘”，由田地制名称（井九百亩，四井为邑，四邑为丘）再到行政区划，与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历史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的联系，就有了深厚的内涵。二、按照崔若宗的考证，“商丘”之名起源于“五帝之首轩辕氏时代”，这是说，在上古的传说时代，在史前文化中，“商丘”就已经出现了，这就增加了“商丘”起源的历史深邃性。当然，他的研究成果还需要进一步完善，也需要更多研究者的认同。

　　崔若宗考证商丘起源的成果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：商丘历史文化的内涵极其深厚，对它的研究仍有极其广阔的空间，还有众多的历史金矿待我们去开掘。当然，只有用科学的研究思想、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占有大量的历史资料，其研究成果才能创新，才能有学术价值。否则，凭自己主观的臆测，违背一般的历史常识，是不会给商丘历史文化研究增光添彩的，相反会被学人所耻笑。

　　另外，崔若宗又告诉我，他正在积极研究这样一个课题：商代开国建都地在南亳（今虞城县谷熟集一带）。可以说这是向国家夏商周断代史研究人员挑战，但他有这个决心。因为这并不是空穴来风，上世纪初中期的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就曾有过这样的论断，而且崔若宗还有其他历史资料可以论证。这个研究如果能取得重大突破，将是对商丘人民的千秋之功。我从内心里佩服商丘农民热爱商丘研究商丘的胆识和执著精神，并且会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他们对商丘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。